袁世凯变卖清宫大内瓷器真相

小陶陶 2018-04-26   未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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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欲平息“叛乱”必用兵,打仗却是最烧钱的事,当时国库存银仅数百万两,要平定武昌兵变,至少需要千万两,外借洋款不成,内帑银(国库里特供宫中使用的钱财)又告罄,只得打起大内瓷器的主意。

清廷借洋款四处碰壁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迟至二十一(10月12日)接到湖广总督瑞的电报才知此事,并迅即于当日发布谕旨,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兵南下镇压。八月二十二(10月13日),荫昌所带部队从北京出发。与此同时,清廷下令掌管全国财政的度支部负责筹饷。当时清廷财政状况如何呢?荫昌在出发前曾去拜会度支大臣载泽,载泽当时告诉他,度支部正准备向外国银行借款作为军费。因为这时国库的存银只有数百万两,但要想平定武昌兵变,至少需银上千万两。

清廷最初计划先借银500万两。按照清廷的设想,借洋款应该不是难事,因为也就在不到半年之前的5月,外国银行刚刚与清廷签了协议—借款600万英镑。而且,这次借款还是外国银行主动或者说逼迫清政府借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09年6月,张之洞代表清廷与英、德、法三国签订借款合同。当时的合同规定,三国平摊,借给清政府550万英镑,用以修筑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当时英镑和白银的汇率比大约为1:8,也就是说,此笔贷款折合成白银不低于4400万两。

此合同草签之后,由于铁路建设在当时是高回报项目,美国政府不肯放过此“肥肉”,便向清政府抗议并要求加入借款阵营。如此一来,三国借款变成了四国借款,借款额度也增加到600万镑,折合银4800万两。

经此事件,清政府自然有理由相信,区区500万两借款应当是手到擒来的。但向外国银行借款的设想最终落空—因为武昌起义之后,经美国动议,英法日德等西方各国曾有保持中立之说,也就是既不支持清廷,也不支持民军。当时想向外国银行借款的,不仅有清政府,还有武昌的民军政府。根据当时大清驻英公使刘麟的转述,英国政府规定,无论是清廷还是民军,要向英国银行借款,须同时得到清廷、民军双方同意。英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英国在华人员和财产的安全,以免得罪一方而招致不测。但清廷和民军此时正处于交战状态,岂能同意对方借款?

外求不成,只好内顾。财政山穷水尽的清政府开始另想他辙,变卖大内瓷器以充军费,就是其中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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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后,八月二十三(1911年10月14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任命其为湖广总督,节制湖北兵马和各路援军。但袁世凯并未立即答应出山,他先以旧伤“足疾未愈”、又新添“左臂时作剧痛”为由婉拒,继而又向清廷提出八项要求。得到满足后,才于八月三十(10月21日)正式出山。

袁世凯所提的八项条件之一,是筹措银三四百万两作为军费。为了表示对袁世凯的支持,隆裕太后先于八月二十六(10月17日)拨内帑银20万两交袁世凯赈济湖北灾民,又于九月初六(10月27日),拨内帑银100万两给袁世凯作为军费。

但面对各省、各处纷纷伸出要钱的“手”,支撑财政数月之后,隆裕太后再也无能为力—宫中私房钱此时已被隆裕花得差不多了。

外借洋款不成,内帑银又告罄。如此一来,清廷财政“库空如洗、军饷无着”的局面愈发严重。这样的状况,直到九月十九(11月9日)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也无改善。

无奈之下,十一月十一(12月30日),袁世凯、绍英(时为署度支大臣,相当于代理财政部长)奏请将盛京大内(今沈阳故宫)、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出售,以救目前之急。

按照袁世凯的设想,获准后通知东三省总督、热河都统并派妥员前往盛京和热河承德避暑山庄,清点大内瓷器,再运至京城变卖。十一月十一(12月30日)上折,第二天,袁世凯接见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北京的代表,告知隆裕太后已经批准变卖盛京大内瓷器的计划,并表示由于他本人远在北京不易办理,希望赵尔巽在沈阳大力襄助。十一月十七( 1912年1月5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就此事第一次电奏内阁,提出将瓷器运送到京困难不少,希望在沈阳进行登记和变卖等工作。在电报中,赵尔巽还说,盛京所存大件瓷器并不多,即使全部变卖了,也筹不到多少钱,进而提出将其他宝物也变卖的建议。

十一月二十一(1912年1月9日),赵尔巽进一步报告了盛京大内所存宝物的数量和价值—数量超过万件,价值3000万两左右。由于东三省是清朝龙兴之地,盛京大内自然藏有众多见证清朝创业以来之什器御物;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全国罕见、不易寻得的书籍等。尤为贵重的,还有如爱新觉罗氏佩剑、乾隆皇上所遗之石砚等。据赵尔巽的估算,价值应在3000万两左右。为了变卖方便,赵尔巽还让人编写了一部藏品目录。

外国商人对大内藏品很感兴趣

当时变卖大内瓷器一事由当时负责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交涉司”牵头。获悉清廷要变卖大内藏品后,外国商人十分感兴趣。

第一个表示出购买意向的,是法国商人李那儿。在法国驻沈阳总领事贝铎的陪同下,宣统三年十二月初,李那儿亲自到沈阳故宫参观查验,并请贝铎从中说项。李那儿统计出沈阳故宫所藏各种瓷器约有十万零三千件后,表示愿出价40万两将此批瓷器尽数购买。同时提出,如果双方同意成交,等瓷器运到天津交割完毕后,立即在天津付款。

接踵而来的法国商人魏武达的准备工作明显不如李那儿,他没能统计出沈阳故宫所藏瓷器的数量,只好转而请赵尔巽将瓷器逐件开列详单以便开价。不过,魏武达同样表示要将这批瓷器全部购买。

前文已述及,赵尔巽对这批瓷器等大内藏品的估价是3000万两,而法国商人只肯给40万两。这种过于露骨的趁火打劫行径,让赵尔巽无法接受,于是他复电拒绝。至于魏武达想要藏品清单的要求,赵尔巽则予以满足。

清帝逊位,袁世凯叫停买卖

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世凯出任临时总统,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原来主张变卖瓷器的袁世凯立即转而反对售卖这批瓷器。

刚刚担任临时总统第四天,日理万机的袁世凯即追问沈阳故宫这批藏品的下落。在听说有人想私下将这批藏品卖给外国人的消息后,二十九下午,袁世凯给赵尔巽发去紧急电报,表示“此事关系甚巨”,要求赵尔巽迅速查明究竟有无其事并立即回复。

腊月二十九,举国正在忙于中国一年中最隆重的春节,袁世凯在此时追问沈阳故宫藏品的情况,可见此事之紧急与重要。接到袁世凯的电报,赵尔巽不敢怠慢,当晚给予了回复,表示如此重大的事情,谁敢自作主张就卖给外国人。同时,赵尔巽要求袁世凯告知要私下卖这批瓷器的“有人”究竟是谁,以便追查。

得到赵尔巽并无此事的答复后,袁世凯在除夕夜回电表示,既然没有此事,那就不再追究了。

发电追问沈阳故宫藏品下落,或许只是精于权术的袁世凯试探赵尔巽的虚晃一枪。但袁世凯的追查意味着叫停了关于大内瓷器的买卖。

身为大清内阁总理时,袁世凯“崽卖爷田心不痛”,提出售卖大内瓷器;摇身变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就主动叫停售卖大内瓷器。其实,不论是昔日的晚清还是斯时的民国,财政依旧还是那个紧张的财政,人依旧还是那个人,身份的改变却带来截然不同的政策。个中的反差,令人深思。但无论如何,这些无价之宝没有流出国,总是值得庆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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