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用具与瓷器笔筒

小陶陶 2018-06-0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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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笔、墨、纸、砚,被喻为“文房四宝”。行文、作诗、绘画需要它们,写一手好字乃至想要学富五车自然更离不开它们。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在隋唐施行,致“文房四宝”更显重要。尤其宋代,宋太祖开创的殿试制度,让皇帝钦点的状元,直接步入仕途:或治理地方,或参与朝政,甚或官至宰相管理朝政。自此,“学而优则仕”和“状元及第”,才让“文房四宝”真正满载了“宝”的涵义。

为配合笔、墨、纸、砚的使用,古人于不同时期又先后设计出水盂、砚滴、砚匣、笔架、笔掭、笔床、笔洗、臂搁、墨匣、镇纸,以及印盒、笔船、笔筒等各具功能的辅助件,这些物品,统称为文房用具,质材有铜、石、陶、瓷、竹、木、玉、水晶、玛瑙、象牙等。

中国的文房用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比如研山,产生的年代可追溯到汉代,故宫博物院藏的“汉十二峰陶砚”便是一例。曾创下中国书画天价的书法珍品米芾《研山铭》,卷上那值百万金的39个行书大字,写的就是一块山形石砚。而此“研山为李后主旧物,米老生平好石,获此一奇而铭,以传之”(见《研山铭》手卷之跋尾,清代书画家陈浩题)。由此不难看出,古人对书斋中的文房用具每每很钟爱、很在意。因此,我国越窑青瓷三足砚青瓷水盂等,在三国两晋时就已制作得格外精致,而各类质材的墨匣、笔床、笔格、笔洗、镇纸、水注等,致唐宋时业已多见,且常常被文人记入诗赋。诸如南朝梁吴均作《笔格赋》及南朝徐陵《玉台新咏序》中的“琉璃砚盒,终日随身”与“翡翠笔床,无时离手”句。相比之下,笔筒出现年代却较晚。目前,南京博物院所藏署“辛未七月朔日,松邻朱鹤”款的竹刻松鹤图笔筒,属我国已知最早的带纪年铭笔筒。由于朱鹤系嘉定竹刻的开山派创人,陆廷燦在《南村随笔》(卷六,清刊本)又称“膠城竹刻,自正、嘉间高人朱松邻创为之,继者其子小松缨,至其孙三松稚征而技臻绝妙”,故该笔筒被学术界普遍视作明朝正德六年产物,也即笔筒上纪年“辛未”,当为1511年。而瓷制笔筒,生产年代就更晚,当在明晚期。目前,面世的瓷质笔筒,无一例早于明末崇祯朝。

关于笔筒的产生,一些研究者认为,该由笔格、笔床或笔船发展而来。笔者以为,笔筒同笔格、笔床、还有明初时出现的笔船,虽在功用上大同小异,却在形制上并无必然的承传关系。前者是竖着存笔的束笔工具,后者系横卧式的置笔工具,两者的源流与艺术构思殊异。

对于横置笔的器物,或许古人觉得不够方便,样式亦不够大模大样,因此,晚明人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讲道:“笔床之制,世不多见,有古鎏金者,长六七寸,高寸二分,阔二寸余,上可卧笔四矢。”但此类笔床“最不美观,即旧式,可废也”。至于一些笔格,文震亨则批评道:“笔格虽为古制,然既用研山,如灵璧、英石,峰峦起伏,不露斧凿者为之,此式可废。窑器有白定三山、五山及卧花哇者,俱藏以供玩,不必置几研间。俗子有以老树根枝,盘曲万状,或为龙形,爪牙俱备者,此俱最忌,不可用”。这些意见,大抵中肯的。所以,笔筒一经问世,便一统了天下。若要问,现今的文具盒源自何物?毋庸置疑,非笔格、笔床、笔船莫属。然而笔筒,却是造物主的馈赠,它让读书人万般无奈时截取冬竹之一段,便使桌案上的存笔工具不经意间一步到了位。于是,随着竹雕笔筒在我国明中晚期兴起后,瓷质笔筒也就突兀地展现在晚明时期的文人书斋里。而且,模样那么大器,那么坦坦荡荡,以致500年来无须作任何造型上的修炼。

瓷器笔筒,创作上并不比坛坛罐罐复杂,况且,还少个盖。之所以姗姗来迟,乃是因为文人主观上的原因。说到底,是因为人们早先觉得圆筒般的模样,在制式上似乎简单了些;是因为注重个人品位的文人,对于案头之物实在太在意太看重,就指望荣华与共的置笔器具,理当比隋唐多足砚、五代笔架、宋元笔洗更见灵巧更具诗意。于是想了又想、琢磨了许多个世纪仍觉意犹未尽,待终于明了筒状、口底大小相若这么个天造地设的竹筒形制,其实是最完美、最实用、亦最壮观时,此时此刻,已到了明代晚期。

清初时参与纂修《明史》的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文学家、诗人此番话,言简意赅,是对笔筒实用性的概括,亦让人看到以前没笔筒时的无奈。

笔筒数康熙朝制作数量多,亦最具气派。雍正至清末,笔筒的装饰技法层出不穷,但造型与制式则不离康熙模式,尤以玉璧底为常见。然而,气度上大相径庭:明末清初时器形通常较粗壮,直径大一些的堪称笔海;清代中、晚期时,器形较瘦小,有的器身细至可一把握住。

责任编辑:涂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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