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一件成熟的陶瓷杰作都离不开技法上的变现处理，这是陶瓷创作者智慧、毅力、接受力、判断力、想象力创造力等心理质量的综合因素的检验。技法之美是陶瓷艺术家的创造思想，文化底蕴的体现，也是艺术家对材质合理选择，工艺恰当运用以及技法审美实施而产生的技法之美。技法的熟练运用才是创作理想作品的重要保障，任何工艺均有技法成份，其媒材均有局限性，陶瓷也是一样，倘若局限性都不存在，陶瓷的灵魂也随之消失，陶瓷美感也看不见了，陶瓷艺术存在的价值体现就是它的兼容性和不可代替性。然而在陶瓷装饰的技法工艺表达选择上有多样性，可以表达不同艺术审美的情趣。一个完整的创造性的审美活动之前，它在呈现审美主体时，将被装饰器物的造型、材料质地、工艺技术特征等因素紧密结合完整地以审美呈现出来。在此之中工艺技法的表现作为主导体，影响审美心理的整体性。对于一件具体的陶瓷艺术品而言，它所唤起的美感，是由其造型、胎质、釉色、釉质、料色、线条、构图布局等因素构成的完整形象结构所唤起的美感。再其必须经过一定的有素养的工艺装饰技法，才能进行欣赏活动，才能揭示其陶瓷作品的艺术内涵。

景德镇陶瓷装饰盘子

研究和阐述景德镇现代陶瓷装饰特征，不得不追溯中国陶瓷历史发展，早五、六千年前的先民们，便用精湛的技艺，在陶器皿上进行各种装饰，彩绘出各种具象、抽象的装饰纹案。宋代，中国传统陶瓷已达到了最高美学境界的时代，也是“玉的精神”和类玉品质装饰体现的最深刻时代。不仅发展出单一的影青刻画的装饰，还创造出较为成熟的彩绘、花釉装饰瓷。由宋至元，由元而明，景德镇以“天下瓷之宗”之尊垄断中国瓷业。由于宋室南迁，窑业良工随之南下，经历史的推移，到元明时期，景德镇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不惜工本，源源不断地试制出精美的新装饰工艺及材料，如果说我国的元、明时期的釉下青花瓷，曾以单纯、明净的装饰审美创造出世界陶瓷发展的一个高峰；那么以元代釉里红为始，随后，祭红、郎红、胭脂水、碧玉釉以及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无数色釉鱼贯而出，宛如采莲横空，气象绚丽的装饰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一六四四年之后，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臻于鼎盛，制瓷业经一千多年的洗礼，进入了世界陶瓷史上的黄金时期，同时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康熙十九年以后，清代官窑不但恢复了明代中期以后衰落的铜红釉烧制技术，康熙年间的郎窑红和豇豆红独步一时，当时的天蓝、洒蓝、豆青、娇黄、仿定、孔雀绿、紫金釉以、古彩等釉上装饰都是成功之作。在短暂的雍正时期，景德镇的官窑制瓷的讲究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烧成了有史以来发色最鲜艳的釉里红，青釉烧造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自雍正开始的整个清代，粉彩成为彩瓷装饰的主流，它和青花二个品种在景德镇烧造的瓷器中占极大的比重。
粉彩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瓷器釉上彩发展的一个巅峰，尤其是它和中国绘画的紧密关系，不但使粉彩的艺术装饰性有了空前的提高，而且它的接受对象，也像中国绘画一样，十分广泛。到乾隆朝的单色釉、青花、釉里红和珐琅彩、粉彩、古彩的工艺装饰制作，在继承雍正时期的基础上，有极精致的陶瓷作品出现。到道光二十年，景德镇的瓷工们开始对晚清的粉彩进行改良，进一步的强化装饰绘画性加入了创作者的主观意识。晚清时，景德镇的陶瓷艺术领域有了文人画家介入。晚清安徽文人画家程门在景德镇谋深，将浅绛山水画技法运用到瓷画上，创立了“浅绛粉彩”画法。给陶瓷装饰写下了一个新的篇章。民国年间，在全国的陶瓷产业一蹶不振时，景德镇陶瓷已经开始写下它新的华章，逐渐文人画成为了当时的陶瓷装饰主流。然而近代景德镇陶瓷装饰领域受到文人画的冲击，给传统陶瓷带来巨大负面冲击。我国著名陶瓷艺术家、学者钟连生教授认为：由于文人画的审美要求取代陶瓷装饰的审美特征过分膨胀，被视为“工匠气”被轻视，日益萎缩，导致偏离陶瓷艺术正确发展的嫌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景德镇陶瓷艺术领域经过不断的反思、总结，剔除糟粕，传承创新发展精髓。从而派生出具有景德镇地域特色的现代陶瓷。
景德镇陶瓷文化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与各朝代的文化发生碰撞，积淀下典型中国式民族的文化特征，它已经不仅是中国陶瓷艺术的灵魂，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景德镇陶瓷的文化特征在传统陶瓷里显而易见，其审美观和艺术思想从大量出土的陶瓷陪葬品以及海底沉船中的陶器就能感受到。景德镇的传统陶瓷艺术发展的过程，也顺应人类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对审美不断的追求，由单一走向多元化的审美历程，也见证了从单纯的文化特征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多样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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