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画是最多保留当时生活原貌的画种，其意义突破了审美的范畴。界画是随山水画发展而派生的一科，主要是画与山水画中有关的亭台楼阁、舟船车舆。其特点是，工整细致、比例切实、真真切切地再现所画对象。在中国画中，研究界画不仅可以临习技法，而且可以探寻社会民情，领略文化习尚，陶冶审美情操。

熊国华陶瓷界画作品

界画历代都有名家：隋有展之虔、杨契丹，唐有李思训、李昭道，宋有郭忠恕、李嵩、赵伯驹，元有王振鹏、夏永。明清时期虽然界画已开始消退，但也不乏名家，明代的仇英，清代的袁江、袁耀都是界画高手。

展之虔是现在唯一有画迹可考的隋代著名画家，他的《游春图》虽然描绘的是“阳春三月贵族、仕女骑马泛舟、踏青赏春”的情景，但画中以墨线勾轮廓后填敷青绿色彩的山川屋宇，可谓精美妙绝。

唐代的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承展子虔画风，李思训以金碧青绿之浓重色彩描绘“九成宫”景象的《九成宫纨扇图》，可为精妙绝伦。

宋代界画第一人郭忠恕的界画在《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中誉为“一时之绝”，被列为“神品”。他的传世作品《雪霁江行图》精妙入微地描绘了雪江上的两艘大木船及在船上劳作的船夫。画作以白描技法完成：描绘桅索时线条劲挺有力，根根桅索形、质都很真切，特别是最长的两根，因为受自身重力影响而稍呈下曲状的细微变化都被真切地表现了出来；描绘船体时为了体现木质，线条则表现得疏松灵活，弯曲穿插随兴而发，配以淡墨晕染，如真木船跃然纸上；处理天空和水面时只略勾几笔，以作浮云和水波，且以艳丽的色晕罩其上，营造出了水阔天空之感；船上正在劳作的船夫虽然画得微小，但姿态各异，动感十足。这幅一丝不苟完成的画作，无愧为界画精典。

帝王绘界画只有宋徽宗赵佶。宋徽宗画的《瑞鹤图》，虽然是为自己统治的时代歌功颂德，但对界画艺术进入高峰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瑞鹤图》绘十八对神态各异的丹顶鹤，翱翔盘旋于彩云缭绕的汴梁宣德门上空，鸱尾之上有两鹤驻立，互相呼应。宣德门仅见脊梁，运用的是界画技法。殿脊上整齐排列的块块灰瓦、飞檐上只只瑞兽，以及檐下木质半拱的紧凑结构都清晰真切。

卷后有徽宗瘦金书题记及诗：“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忽有祥云拂郁低映端门。众皆仰而视之，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仍有二鹤对止于鸱尾之端，颇甚闲适，余皆翱翔如应奏节往来，都民无不稽首瞻望叹异久之，经时不散，迤俪归飞西北隅散。”感兹祥瑞，故作诗以纪其实。

“清晓觚棱拂彩霓，仙禽告瑞忽来仪。飘飘元是三山侣，两两还呈千岁姿。似拟碧鸾栖宝阁，岂同赤雁集天池。徘徊嘹唳当丹阙，故使憧憧庶俗知。”

《瑞鹤图》卷后的题跋告诉我们，这是一幅记录史实的画作。其诗、书、画相融的构图方式告诉我们，这是一幅文人画。我想，将《瑞鹤图》定义为有着界画风格的现实题材的文人画，应该切合实际。

北宋张择端为了歌颂太平盛世，在清明时节走遍京城汴梁的汴河两岸，创作了《清明上河图》长卷，真实记录了当时的繁荣景象。画中“城廓市桥屋庐之远近高下，草树马牛驴驼之大小出没，以及居者行者，舟车之往还先后，皆曲尽其仪态而莫可数记”，为世人展示了北宋大都市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方方面面的真实原貌，是一幅信息量极大的史画。

令人欣慰的是在界画少有人参与的清代，宫廷画师郎世宁在珐琅彩陶瓷绘画的影响下，以珐琅彩绘制了记录雍正帝在圆明园的日常生活场景共十二幅，以春、夏、秋、冬四季排列分别为“正月观灯”“二月踏青”“三月赏桃”“四月流觞”“五月竞舟”“六月纳凉”“七月乞巧”“八月赏月”“九月赏菊”“十月画像”“十一月参禅”“腊月赏雪”。画中的皇家园林和生活场景，真是令人神往。

民国时期的“珠山八友”成员汪野亭也在瓷上以粉彩技艺创作了界画《湖山一望中》，同为“珠山八友”成员的何许人更是把清·袁江的界画《梁园飞雪图》移植到了瓷上。

自明代起，在国画里少有踪影的界画，竟然在瓷画里出现了，这是喜欢界画和陶瓷艺术之人的幸事。

界画在唐代成为时尚。宋代，由于统治者的喜好与参与，界画达到高峰，当然，这与宋代中国画的鼎盛分不开。不过，界画在元代受到当时盛行的“文人画”（文人画始于宋）的冲击，因为界画之工笔严谨、造型准确、尊重现实、不介入主观思想的创作宗旨与“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文人思想”，追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和画中意境的文人画的美学取向相矛盾。受元代绘画取向影响，“有明以来，以此（界画）擅长者益少，近人喜尚元笔，目界画都鄙为匠气，此派日就澌灭者”（清·徐沁·《明画录》），但没有因此终结而成为绝唱。明、清至今仍有坚守者，虽然为数不多，却让界画得到了传承。

责任编辑：涂春承